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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访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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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祖康:4.5分的同济生涯
  发表时间:2020-12-21    阅读次数:

      1951年,姚祖康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。

      1952年,姚祖康被分配到汽车干线及城市道路专业,是该专业第一届学生。

      1954年,姚祖康转入以诚为本赢在信誉9001cc,一年后毕业被分配读研,成为以诚为本赢在信誉9001cc第一届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研究生。

      1959年,姚祖康研究生毕业被分配留校任教,是同济道路专业当年唯一留校的研究生。

      1986 年,姚祖康任系主任期间,道路工程专业获批成立全国第一个博士点。

      1989 年,姚祖康培养出了道路领域第一个博士。

      可是姚祖康不在乎这些“第一”。他说,这些事总要有人做的。

      他在乎的是自己设想的系所建设目标能否实现。

      “如果给自己在同济交通的这些年打个分,我打4.5分。”

      因为姚祖康始终觉得,自己担任系主任期间,有那么0.5分的遗憾。

人物档案

      姚祖康,男,1934年7月6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市,浙江余杭人。1951年入学清华大学土木系,1954年转学以诚为本赢在信誉9001cc道桥系,1955年毕业后继续就读以诚为本赢在信誉9001cc道桥系研究生,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,先后任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,并先后担任道路教研室副主任,道路与交通工程系副主任和主任,道路与交通工程研究所所长等职。

一语成真

      记者:您出生在苏州,成长于上海,中小学都是在上海读的吗?当时高考是怎样的?为什么会选择去清华大学而不是离家近一点的学校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我中小学都在上海,1951年参加的高考。那时高考分南、北片区,南边的学校和北边学校分别联合招生。

      北边有清华、北大、燕京这些学校。我那时候就想离开上海,出去闯荡闯荡。所以就报了北边的。清华大学土木系是我的第一志愿。因为我哥哥当时在交大土木系,也是受他影响,当时就填了土木系。

      那时清华的土木和水利是合在一起的。1952年说要学苏联,院系大调整,分专业。水利分了两个专业,土木分了三个专业。当时我想去念水利,因为与好朋友相约去水利。所以当时填志愿,我的一、二志愿都是填的水利专业。第三个志愿空白。

      可是过了几天,指导员问我,怎么你第三志愿是空白?指导员说要补填一个,空白不好。我说随便填,她就给我填了道路。那时候念道路的很少,很多人不愿意。因为那时候交通很不发达,路很少很少。

      当初入学时,清华教务长钱伟长面试我,问我为什么要念土木。我灵机一动说,看中国的地图,所有的道路都在沿海一边,西边都是空白,所以我想念土木。这句话倒成真了。

一句话引发的“迁徙”

      记者:1952年院系调整是怎么回事?

      姚祖康:这跟意识形态有关系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,阵营是社会主义阵营。包括公办的、民办的、教会的学校,都要学习苏联。苏联不是通识教育,是专业教育。所以就全部打乱了。

      当时清华大学土木系调进来的有北大的、燕大的、辅仁的,好几个学校的同学。就像同济土木系当时有八个学校调整过来一样。

      记者:1954年为什么到了转到了同济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据说当时是因为苏联专家的意见。说清华大学要建成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模式,而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并没有道路专业,所以要把道路专业砍掉。苏联有莫斯科公路学院,但是中国没有公路学院,所以就把我们赶到同济来了。

      记者:清华跟同济的老师有什么差别吗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有很大差别。清华的氛围跟同济氛围完全不同。我们来的时候是很不习惯。1951年清华的氛围是全面发展的,朝气蓬勃的,很活跃的。

      到同济来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,有的上海学生一有空就回家了,课外活动很少参加,也很少有同学去参加体育活动。我们就觉得不习惯。

同济读研

      记者:感觉不习惯,但是您毕业后还是留在了同济继续读研。

      姚祖康: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,都是分配的。留几个、留谁,我们都是服从命令。就像我念这个专业一样。

      记者:当时想读研究生吗?从内心来说。

      姚祖康:当时我们是第一批,觉得研究生不错,可能要钻研什么东西,觉得比较高一点。当时留了八个,最后毕业了三个。

      记者:说明很难啊?

      姚祖康:不是说明很难,八个人有两个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,这两个也算毕业了,但不是同济毕业的。两个人是五七年的时候“反右”被打成右派了,还有一个,他自己不想念,就退学了。最后就这三个,我们毕业时,桥梁专业有两个,加上我们道路三个,当时系里就五个毕业生。

      记者:当时研究生是按苏联“副博士模式培养”?

      姚祖康:五五年的时候还没有副博士制度。五六年的时候,整个政治气氛突然有一个变化。

      五五年之前,经过什么交心、思想改造,三反五反这运动以后,到五六年初的时候开了一个广州会议,周恩来和陈毅在会上讲向科学进军,这个时候开始转向了。

      知识分子都很激动,那时候就提出来搞科研,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解放,要发挥作用,要学苏联建立学位制,副博士模式是那时候提的。

      那时候同济施工教研组先有苏联专家,所以同济就学苏联推行副博士制了,当时国家还没有批准,但是已经讲要成立了,于是同济施工教研组就有两个人副博士答辩了。

      我们系也说要把研究生按副博士研究生来培养。所以我们那个学习资料上、研究生的文档资料上面,都写的副博士研究生。

      到五七年又变了。五七年反右,根本就不提这个事了,五八年又大跃进,一系列政治运动后根本就不提副博士这个东西,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

      记者:那您感觉当时在同济研究生的学习氛围怎么样?

      姚祖康:研究生也挺自由的。所谓自由,就是让你个人发挥,自己来决定怎么学习,怎么研究,怎么完成学业。

黄土项目和“放卫星”

      记者:读研时做过什么项目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在黄土地区做了一个项目。五六年的时候就说向科学进军,科学院当时很热门的一个话题,就是黄土。

      五八年,我24岁。那时候到陕北去调研,先从西安坐火车坐到铜川,在铜川坐车到宜川。那时候的车是苏联卡车,我们就把行李放在车厢里边,人就坐在行李卷上。车一路走过去,灰尘全都扬起来了,全是这样的路。

      那时陕北真是贫苦,自然条件太差。我去了一个村庄调查,村里就挖了一个几十米直径的水池承接雨水,吃的用的水全都在这里边。水都不流通,全是腐臭的。

      在黄土地区做试验的时候,找当地一个民工帮忙,民工比我还年轻。他缠着我,非要我把他从陕北的窑洞带到上海来。那时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艰苦。

      在陕北呆了两个月,最后成果是做了一份研究报告,提供给陕西省设计院作为设计参考。

      记者:1958年,您读研期间正好赶上大跃进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对,在学校主要就是发科研发卫星。一大批学生拥在实验室,老师出些题目,学生们就去实验室做实验,写一个报告,然后一颗卫星就上去了。

      我们教研室那时候是很出名的,放了很多颗卫星,在全校大会上还得到了表扬。但是那不算是科研,是学生搞的运动。所谓搞科研,其实就是放卫星。

翁先生和陈先生

      记者:翁朝庆先生是您的研究生导师,他是一个怎样的人?

      姚祖康:翁先生是抗战胜利以后到上海来的,在学校兼职。五一年的时候,他被以诚为本赢在信誉9001cc聘用,作为以诚为本赢在信誉9001cc的正式教师。

      翁先生的特点,他是工程出身的,所以了解工程怎么进行,实践经验比较丰富。

      政治运动的时候,翁先生什么都避开。他不参加,你就没有把柄。但是大家对他这个人评价不是很高,说他在家里面搞私活。说他在家翻译、写书,是为了赚钱。但实际上,大家对翁先生是很佩服的,因为他很用功很努力,学习积累知识传授学生。

      记者:您从翁先生身上学到了什么?

      姚祖康:第一是工作经验,第二是他比其他教授都独立。那时候学苏联,他学了俄语之后,就不断地去读书、翻译,他看苏联文献多,知道的多,学习的多。

      我跟在他后面,知道他看了什么,我也要去看看。而且我想看得比他更多,考试才能免得回答不出来。所以翁先生给学生培养了一个学习氛围、风气和习惯。

      记者:您把陈本端先生和翁朝庆先生作为同济道路的奠基人和先行者,为什么是这两位老师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没有其他老师了。同济道路其实就是这两个老师,一个翁朝庆,一个陈本端。

      还有一些都是短期的。比如罗孝登、赵骅、蔡乃森等,没多久就调走了。我们接触很少,其实多的就是这两个。

      还有龚雨雷先生,辈分稍微低一点,六零年调到教务处,所以接触的时间比较短。从道路专业来说,其实就是陈先生跟翁先生。

      记者:那您觉得陈本端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?

      姚祖康:陈先生是领导,系主任。但是他没有实权,只能是执行党的政策来做教育工作,搞一些平衡。

      陈先生为专业做了好多贡献,因为整个专业教学安排,课程分配,他都要出主意。专业的建设、教学工作,他都要过问。虽然他没有实权,但是他还是要去实施党的教育方针,来安排专业的教学工作。

开门办学

      记者:到五九年您就留校任教了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当时是分配的,听党的话。另外两个同学一个到陕西,一个到北京,也是分配,都不是自己找的。

      记者:您刚留校的时候,主要有什么工作?

      姚祖康:主要负责道路专业的教学和研究,但当时研究比较少。那时我主要的任务不是研究,主要的任务是教学。因为没做过老师,我要学怎么做老师,要开课,写讲义。

      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带实习。当时去过很多地方,陕西、浙江、福建。我们年轻教师就是带实习,一年一次,今年带施工,明年就带勘测,后年又带施工。

      带实习第一个任务是联系工地,安排住宿,安排教学活动。因为工地都分散的,施工工地一般都分散在50公里范围内,我们要一个点一个点去检查、布置,50公里全靠步行。

      当时工地全都在山里,没有路,或者只是有一个还没完成的路基。学生要跟着施工队一起,做施工员、领工员,或者做施工管理人员的副手。

      如果是路线设计的项目,那么学生就做测量工作。一次实习大概四到六个礼拜,带三十几个学生。

      记者: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对教学产生影响了吗?

      姚祖康:一开始就不让教嘛,后来就又放松了一点,搞“开门办学”,招了五届工农兵学员。科研方面基本停了,但是我们还有点结合生产的任务,比如生产单位、交通部要搞一个设计手册,我就去参加编写,上海设计院要搞一个汽车试验环道的设计,就去帮着参加。都是结合生产的任务,谈不上科研。

      记者:开门办学是什么意思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开门办学,一方面是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,另外一个就是说把课放在工地上。工农兵学员和教师,一起组成连队,连队到某一个工地,一边实习一边上课。之前讲的工程实习,也是开门办学。属于一个提法,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
上海公路研究所

      记者:五九年交通部在以诚为本赢在信誉9001cc设立了一个上海公路研究所,这个研究所是干什么的?

      姚祖康:设立研究所跟当时的体制有关系。不是同济的首创。当时国家是三级体制,中央、大区、省市。所以交通部除了一个总设计院和研究所以外,也要在各个大区设立分所、分院。

      交通部的公路科研所,在华东地区选择了上海。在上海要找一个地方落脚,就选了以诚为本赢在信誉9001cc。研究所的人员也好,项目也好,经费也好,都是交通部的。当时交通部的项目直接下达到研究所,同济的教师只是个别地参加。

      研究所刚成立时,主要研究路面问题。这个题目很热,大家都搞柔性路面,其实就是沥青路面。那时候我国沥青路面很少,这个设计都是从苏联来的,苏联提供的设计方法和设计规范,然后要把它修改成中国的。当时就集中力量在搞这个。是部里下达的任务。

      到了文革后期,中央决定把三级体制改了,大区就没有了。中央的下属单位,在地方的就下放到地方。研究所就归同济主管了,所有的项目经费、人事全都下来了,研究所的几十个人就属于同济了。

幕布后面来了个中国人

      记者:您最早出国是什么时候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八二年。去英国参加一个水泥混凝土路面会议。那时候朱照宏是系主任,他突然通知我说,有个会议在伦敦开,叫我去参加。

      那时候出国控制很严的,我觉得能参加是很意外的事情。但是提交会议论文的时间已经过了,我就急急忙忙地写。

      批准去那是学校办的,跟我没关系。既然系主任决定让我去,就不会有问题了,我不关心这个。

      论文写好以后,投稿时人家已经截稿了。我就想带着印好的东西去,那时候印刷条件很差,我跑到淮海路,那边有个科研所,有胶印机器。印出来几百份,带在身上过去的。

      到了英国,我就把论文放在会议室门口,大家来的时候想拿就拿一份。就这么散发。这是第一次。

      记者:您发表了演讲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发言了,但是是很尴尬地发了言。因为我不知道要我发言,后来看到了会议议程单上有我名字,我的名字是“祖康姚”,开头字母是“Z”。“Z”在最后一个。我以为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了。

      开会的那个大厅像剧场一样,有楼下楼上。我坐在楼上最后一排。会议主持人突然第一个就叫我,我就从楼上又走到楼下,发言还有时间限制,当时只有一张纸的准备,只能照着念。

      记者:当时能出国的人很少吧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对,当时人家很惊讶,不能说是铁幕吧,幕布后面来了个中国人。

      我那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,副教授。结果英国运输部的部长要接见我,吓我一跳。然后运输部总工程师也接见,副总工还请吃饭。

      当时是很狼狈的,因为没出去过。部长接见的时候,一个服务员送来咖啡,我就端着。我很狼狈,我拿着喝呢,还是放呢,还是搅呢,我都不知道。洋相多得很。

      记者:那当时聊了什么?

      姚祖康:这个不记得了,反正就是应酬话吧,讲讲中国的情况,公路的情况之类的。

      记者:第一次出国访学是什么时候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八四年。八四年去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系交通研究所。八四年八月底去的,八五年九月初回来的。

      记者:那当时是住在哪里?

      姚祖康:住了很多地方。租的房子,没钱啊。宿舍很贵,一个月可能要两三百美元吧,当时我每个月只有大使馆给发的400美金。

      我记得当时官价是三点几吧,但是拿不到。黑市大概七点几,但是黑市也很难去弄,要到外滩那边,违法地去换。所以当时我只有400美金。

      记者:400美金怎么花一个月?

      姚祖康:房租,一般人家家里面一个房间,200左右。吃饭,最低最低一个月是100到150的样子。我找到住的地方200都不到,就100多一点。

      我在美国还要活动,要参加国际会议。跑到东部去参加会议,没人给钱啊。车费,会议费,住宿费,伙食费都得自己节省下来。所以为了其他活动就要省点钱。

      记者:那一年收获大吗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收获很大。我学了很多东西,做了很多试验,我能够自己研究东西,有设备仪器供我使用,写东西能够专心有效,没有其他干扰。那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。

      并且还看到了国外的管理,实验室怎么操作,都很简单。旁听了几门课,参加了国际会议,访问了加州运输局。

“机场班”

      记者:您在访问访学期间,还专门听了机场方面的课?

      姚祖康:那是因为我有个同学叫曹汝价,当时在民航机场司做副司长。我出去之前,跟曹汝价讲好的,就是同济要提供机场方面的人才。

      记者:怎么会想到开设民航机场班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民航不是班,道路交通专业大概90个左右学生,每年分十个人过去,不是个班。

      当时我国民航的发展水平比公路还差,中国机场方面主要还是空军、海军,就是军用机场。民航的机场一般都是军民两用的,军用机场给民航一些使用权。

      民航机场的力量很弱,人也很少。当时曹汝价说要我们同济多派点人去机场,那么要分配人过去,起码应该学过机场的东西。

      所以我想自己先去学一学,因为美国的机场教科书就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写的,所以当时访学我就去听了这个课。我回来后给学生上了好几年《机场规划与设计》。

      记者:现在民航在同济发展怎么样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我答应曹汝价是八八、八九、九零三届,一共30个人。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。

      记者:当时培养的学生在大兴机场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
      姚祖康:实际上是个时运吧。这些人八几年毕业的,20几岁。现在基本上四、五十岁了,这些人去了机场以后必然有一部分会是中、上层干部。时间条件在这,就是所谓的时机了。只不过是有人提出这个需要,我适应这个需要就是了。

系主任六年

      记者:八五年回国后您就担任系主任了。担任系主任期间做了哪些事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开始的时候,期盼很大。想这样做那样做,想做这个想做那个。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,学科发展也好,教学内容也好,科学研究也好,都想和国外学来的东西结合上。

      开始就想这样啊,但是,我一个人想没用。要这个系里好多人都有相同的想法,有赞同的才行啊。

      但是往往有一种孤军作战的感觉。我当时不断地派人出去,尽可能地让很多年轻教师,能出去就出去。期待他们学成归来,大家能有共同的想法,共同的追求。

      但到九零年以后失望了。派出去的人有的不回来了。我再怎么搞也没用啊,自己的想法实现不了的,那么占着位置干嘛,而且我已经占了六年了。就辞掉了。

      所以这个六年就这样的,没干出什么东西来。

      记者:您当时最大的希望是能在同济引入国外的模式。

      姚祖康:对,我觉得国外的模式,从内容上来讲,他们先进的技术我们要学,从管理上来讲,觉得很简单的,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。但是从理念上来讲就不一样,很不相同。

      记者:具体有哪些不同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教学上的观点不相同。就比如理论与实践的问题,国外很多都偏重理论,他们没什么实践,因为国外是一种通识的,覆盖面比较广的,不单单局限在一个道路,或者道路某一个路面问题上。是比较通识的,或者说比较宽泛的教育。

      我们接受了苏联的东西,课程越分越细。每个老师都想有一门课,把自己的东西变成一门课。课程越来越多,越来越细,那么也就越来越专了。这种教育理念跟国外就不一样了。

还有管理上也有差异。比如实验室的管理。那几年里换了很多实验室主任,换到最后我系主任不想做,我想做实验室主任。我要来管管好这实验室。但是我看现在这实验室也是很难管。

      记者:实验室有什么问题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实验室有仪器,用仪器做实验不是完全给学生教学做,也不完全给自己的科研课题做。一部分给科研,一部分还要给生产上去服务,那么就牵扯到利益问题了。大家都想争取,你争我争,变成了个人的利益问题,搞不好。

      记者:那您当时怎么协调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我只能任命实验室主任,叫他们专门管教学实验这块,首先要把教学搞好。

      然后还想了各种办法,用实验室仪器要出多少钱,仪器坏掉要赔。当时老师们叫研究生来做实验,研究生又没做过,一碰就把仪器弄坏。修不来,都是进口的。

      类似这种问题不想提太多了,都管不好。实验室是很复杂的,利益交会。

      记者:这就涉及一个问题,系里也要有资金,也要接项目,是吧?

      姚祖康:系是教师组成的,教师的科研项目,组合成系的项目。也不是不让老师接项目,国外的教师也一样接的,但是国外的教研室里面没有那么多老师。一个教授带着一堆人,用一个实验室,没这个问题。

      我们一个教研组有好几个老师,每个老师有不同的课题,共用实验室的仪器,弄不好了,这里的利益就出来了。有的老师要的多,有的老师要的少,有的老师只管用,不管维护,有的老师只管用,不管投入。

      记者:所以怎么解决呢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我不知道啊,我没搞成功。实验室的设备,如果是老师自己的钱来投入购置的,那没问题,你就用;现在实验室的设备是国家投入资金来购置,是大家的。某一个人用得多,其他人就会说为什么你用得多,对不对?

      记者:您最想改的其实就是课程和实验室。

      姚祖康:当然涉及各个方面了,课程方面是一个,研究方面是一个,还有管理方面,大家理念相同就相同了,对吧?

      记者:您想达成什么样的管理理念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就是效率吧。不牵扯什么经济利益。

      记者:纯粹的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找不到。我没想过,不是没想过,我没解决过。

所长八年

      记者:您还担任过交通研究所的所长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八二年以后研究所和系是两块牌子,一套人马。研究所原来的研究员还继续研究沥青路面和结构设计,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项目,比如材料项目。

      研究所属于比较松散地管,因为研究所主要是搞项目,他对他的项目负责,对项目组的人员负责。除了评职称要管,创收要管,人事要管,其他的不怎么管。

      记者:研究所分课题组吗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对,后来就成立了四个课题组,一个是我的,一个朱照宏的,一个林绣贤的,还有杨佩昆的,就这四个。那时候讲梯队,我的课题组主要是路基路面方面的,建设这样一个梯队。就像现在的院士团队。

      记者:当时您的课题组里面有多少人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有不少人,搞不清。研究生很多,把研究生包括进去,大概有十几个人。

      记者:那您觉得系主任跟所长这两个职务有什么不一样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没什么不一样,就是牌子不一样。所长就管科研,因为有一批人不是教师编制,是研究员编制或者工程师编制,这批人往往在研究所里面,是原来交通部转过来和后来分配来的。

      记者:系主任这边就是主要管教学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对。但是很难这样讲,没那么明确。没有分得很细。

      记者:当时有什么科研成果,是全国领先或者说国际上比较出名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国际著名说不上。全国领先呢,不知道。如果你参加国家或者省部的项目评审,评审的时候写的都是什么国家先进啊,国际领先啊,多得很。

      但是怎么讲,这个就是形式上的问题。

“不要讲什么第一”

      记者:您担任系主任时,申请到了全国第一个道路工程领域的博士点?

      姚祖康:这个也不是我申请的,是学校去申请的。我没做什么工作。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博士生导师,是学校给我申请的。

      当然,可能学校比较下来,这几个专业、这几个老师可以去申请,但不是我要去申请的。因为学校总该选几个比较老的,有点实力的去报送,学校当然希望越多越好。

      说真的,我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工作,不像现在,要去拉票什么的。现在申请一个博士点可能好难好难,因为选票在别人手里边。

      记者:您培养出了第一个道路专业的博士。

      姚祖康:没什么,不要讲什么第一,总会有第一的。

      记者:当时您指导他做的什么方向?

      姚祖康:硕士是做砌块路面,后来博士做了一个路面管理系统。

      记者:路面设计和管理系统这两个方向差别还挺大的。

      姚祖康:对,完全不一样。一个是系统分析方面,一个是实的。管理是要建立数据库,测试、分析、预测,然后提出管理建议。跟路基路面研究完全不一样。

      记者:当时怎么会有这个跨越?

      姚祖康:因为国际上是刚开始搞这个方向。当时美国和加拿大刚开始搞。我八五年访学回来就推广这个东西。

      记者:当时国内的计算机水平怎么样?

      姚祖康:数据库方面,当时出去的时候好像还没有。那时候我们上机是弄纸带,打孔。设计一个程序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。当时在国外也一样,可能机器稍微好一点,但是也是打孔的。后来八五年回来就不打孔了。那时候电脑输入是很难的,不像现在的电脑。

(小标题)姚门弟子

记者:您从哪一年就不带研究生了?

姚祖康:大概02年左右。按学校规定的,那时候68岁退休,65岁就不让招研究生了。

记者:您带了一共有多少人?

姚祖康:60个吧,大概一半博士一半硕士。

记者:您门下出去的学生有什么品质,或者说您注重培养什么品质?

姚祖康:我不知道,跟我想的完全不同。不像我原来想的,像文科,老师有什么观点学说,然后学生去遵循着做下去。

工科不是的。方向可能也有相似,但是观念可能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也没有什么继承不继承的问题。我不知道怎么评价。但是有一个特点,他们说都怕我。

记者:为什么?

姚祖康:学生写的东西我要给成绩,学生出的东西,我要审查。

记者:您不纵容自己的学生。

姚祖康:基本上可能是比较严,但不能说个个都严,每个人都有不同情况。

记者:那您觉得是严点好还是松一些好?

姚祖康:当然严的好。但是有些达不到。也要放他一马。

(小标题)“同济派”

记者:有人把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分为“长安派”“同济派”“东南派”等,这算是公路方面发展比较好的学校?

姚祖康:成为一派也不一定是发展好,就是说这是同济毕业生,那是东南毕业生,这是长安毕业生,仅此而已。

记者:有不一样吗?

姚祖康:有不一样。同济的学生跟其他学校的,那时候人家都讲,两个差别。

第一个差别,同济的毕业生,在工程单位里面,干实事的人多。别的人,可能搞关系的多,政治方面考虑的多。所以同济的人,往往很多就只是做底下卖力的人。这是人家讲的第一个差别。

第二个差别,有些学校的教学,把工程上面很多经验的东西,管理的方法都教给学生,所以那些学校的毕业生一到工地很熟悉,学校里讲过。

但同济的学生,不是很清楚工程上具体是什么个条例,什么操作程序。他一下子就有点懵。但是过个两年就不一样了。同济的学生很快就能掌握具体的东西,而且能够看得比较远,抓得比较准。而那些学校的学生,就少有潜力了。

人家跟我说同济毕业生跟其他学校的有这两个差别。

但是还有第三个差别。同济学生个个都比较傲。毕业生出去后觉得自己不错。

导致差异是教学上的原因。是偏重实践,还是偏重理论。因为我们毕竟是工程方面的学科,不是理科。完全理论了,不行。所以这个分寸的掌握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。

另外一方面当然是有宗派学团的观念。我是同济的,就帮同济的忙,他是长安的,就帮长安的忙。不能说是拉帮结派,只是有一点校友情节吧。

记者:有一种观点是把您视为同济派的代表人物。

姚祖康:代表人物之一。还有朱照宏啊,林绣贤啊。

记者:所以同济其实做上海的公路、道路方面的项目还挺多的?

姚祖康:也不太多。上海的路发展的不好。上海的路质量不好。上海修路的质量不如其他一些省,江苏的修路质量好。

记者:为什么?

姚祖康:那我不知道。都是同济的人,都是同济的学生。(笑)

(小标题)0.5分的遗憾

记者:2012年,您完成了最后一个科研项目,从此就与专业告别了。

姚祖康:对呀,当时已经退休十年了。他们叫我开会,我都不去。问我什么问题,我说都忘记了。

记者:《以诚为本赢在信誉9001cc道路工程专业简史》是什么时候写的?

姚祖康:就今年3月份到5月份。三个月。

记者:那您心里还是牵挂着同济道路专业。

姚祖康:这个不是专业,专业是指技术层面的,《以诚为本赢在信誉9001cc道路工程专业简史》不是技术,是史料汇总。

记者:为什么说告别就告别,心里没有感情吗?

姚祖康:不是有没有感情的问题。感情当然有了,问题就是没必要去做了。说老实话,现在很多会议并不想真心听你讲什么,只是一个形式。

记者:那您最近参加的与专业有关的事是什么?

姚祖康:去年参加过一个。路面专业的会议,是科技部的。那次为什么参加,是因为我想最后一次到北京,跟北京道别。

记者:您在道路专业上也有60多年了,您觉得您在同济道路专业中,担任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?

姚祖康:教师的角色,做了一个尽力的教师的角色,一个尽力而为的教师。

记者:您给自己在同济的这几年打多少分?

姚祖康:4.5分。

记者:0.5分差在哪里了?

姚祖康:差在愿望没有实现。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应。如果我能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应它,采取更好的措施,或者更好的对策,可能效果好一点。

但是没有。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没做好。

(小标题)争取一个生活的意义

记者:您退休后去了好多地方?

姚祖康:每年出去一两次吧,去过30几个国家,国内除了西藏没去过,其他都去了。

记者:您还学了摄影?

姚祖康:因为旅游要留纪念,所以我买了照相机。既然有了照相机,就要考虑怎么拍得好一点。我摄影书多的很啊。

记者:您现在在家都做什么?

姚祖康:消磨时间呀。

记者:看电视吗?

姚祖康:不看。基本上不看,或者说完全不看。电视剧不看的,电视剧我觉得就做假吧,新闻挑选个别的看看,我主要看那个国际和科教频道,纪录片之类的。看到后来怎么都是重复的,几个月、几年前的再放一遍,看来看去就那么几个东西,没新的东西了。

平时就听听音乐,散散步,然后玩玩手机。我主要看澎湃新闻,报纸订了一个《新民晚报》,我也不看,基本上是我老伴看。

另外就是游戏嘛,我只玩一个,数独。打扑克的玩几下就不想打了。难受的呀,没事做。

记者:您在道路专业已经六十多年了,想给后辈们说点什么?

姚祖康:希望他们有个美好的、理想的生活。时代在变,环境在变。每个人,你想也好,不想也好,你努力也好,不努力也好,总有个想争取的目标和事情,争取一个生活的意义。

这个意义有大有小,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每个人根据环境,根据时间,根据社会条件,这个意义是变化的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应社会的一套方法和对策,从年轻的到中年的到老年的,都是想办法去适应,适应这个社会,适应这个环境。每个人有不同的意义,这个人想仕途上有发展,这个人想学术上有进展,有的人想多赚点钱。

每个人有不同的标准,每个人有不同的目的,每个人有不同的意义,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。